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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最初的监室mdash一（第1页）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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