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熹宗在万历末年虽贵为皇长孙,却与贫家子弟失学无异。据当时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岁“尚未出就外传”而光宗在东宫时,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顾得到长子的教育?而熹宗所亲近的魏忠贤,又是个不识字的,所以可以断言,熹宗幼时的光阴必是等闲抛却。
一个孩子总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宫中的营造,见于记载的,多为大工。万历年间,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慈宁三宫都曾被祝融之灾而重建,此外兴建较小的宫殿,以及修缮工程,终年不断。熹宗不上书房,四处游荡,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做皇长孙的时候,因为西李得宠,他是个“小可怜”自然不可能给他一座不相干的宫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显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饮亦忘”可见其创造欲的旺盛;同时在他来说,亦是“学以致用”只是学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觉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辈,为了要窃弄大权,有意转移熹宗的兴趣于营造,格外推波助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时东林的势力极盛,但看法太主观,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势,就是本来并不坏、或者可善可恶的人,也被挤到了魏忠贤那一面。门户之见的造成,本诸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们不能不批评东林。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朝“言路习气”: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
追论“三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挑起来的,目的在攻方从哲。方从哲固然不是辅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恶,而孙慎行天启元年四月还朝一疏,说方从哲的祸国之罪“不能悉数”“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归罪于方从哲为元凶,这实在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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